埃德蒙教授接着说，“所以我认为像卡拉瓦乔这样的大师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只有那些尚未领会构图的追随者才有可能画成这样。”

查普曼教授笑笑，“我可不这样认为。首先卡拉瓦乔的作画习惯是即兴的，不怎么打草稿，经常在布面上修改。而这幅作品，荷罗孚尼的手部就有明显的修改痕迹，如果这是仿制品，这种修改应该不会出现。这就恰好证明了这幅画是卡拉瓦乔非凡的创作，随着绘画情绪而对人物表现力作出修改，把手部的指间距离进一步扩大了，以体现荷罗孚尼在被砍杀时的挣扎，表现力远远高于意大利那幅。”

“其次，这幅画的外包装，木盒、皮囊和皮筒绝对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可以确定是美第奇家族的东西。美第奇家族1737年因为绝嗣而解体，这幅画难免不会就是当时流传出来的。而且之前没有人知道过这幅画，意大利那幅也是在1950年发现的，所以绝对不会存在造假的嫌疑。因为卡拉瓦乔在17、18、19世纪是一位被历史遗忘的大师，他的艺术魅力直到20世纪才引起重视，很难想象在17、18、19世纪有人会花心思去模仿卡拉瓦乔的作品。那个时候是新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流行的年代，而巴洛克是一种过去式，并且当时人们所了解的巴洛克都是鲁本斯样式的，而不是他的。”查普曼教授说道。

博斯维尔先生在一旁说，“卡拉瓦乔在世时就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拥有非凡的绘画才能，却到处惹是生非，与女支女们和貌美的男子们有数不清的纠葛。他一言不合就与人刀剑相向，画家生涯至少有一半是在逃亡中度过的。然而在他所到之处却都有他艺术的追随者，他的艺术影响力甚至可以通过他的逃亡路线进行追踪。”

博斯维尔先生接着说，“但他放浪形骸的私生活以及充满血腥暴力和同性恋意味的绘画被他的艺术竞争者所不齿。在他死后，艺术史的参与者，包括法国古典主义倡导者普桑，都对卡拉瓦乔采取漠视的态度。由于古代信息流通不发达，卡拉瓦乔的少部分作品集中在几个教堂，而大多数却是为私人绘制的，风格和题材不能为天主教会信条所容忍的作品，几乎没有传播的机会。因此在他死后的300年间，他变得籍籍无名。20世纪，卡拉瓦乔被艺术史家们重新发现，他被认为重新定义了明暗对比手法，把写实主义的张力推向了新的高度。他的画作价格也一再飙升，价值连城。”

“虽然卡拉瓦乔开创了一种风格，但这并不表示他就不会有创作失败的情况发生。从他即兴创作的习惯来分析，虽然他不喜欢打素描稿，但画布对他来说也可以是草稿，可以反复琢磨涂改，直到得出满意的结果。再从他那种肆意妄为的性情来分析，出现像达芬奇那样中途停工的情况也很正常。也许这幅画就是由他所画，只不过还没有达到意大利那幅的艺术完整度。还有一种可能，因为要逃亡，他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修改或者撕毁这幅“草稿”，他的朋友就替他保管了下来。”博斯维尔说道。

查普曼教授接着说，“我记得卡拉瓦乔创作过一幅《圣保罗的皈依》被拒收，因为他把马画在正中间，圣保罗却在地上，激怒了当时圣玛利亚德尔波波洛教堂的一位官员。1606年，卡拉瓦乔因为杀人逃亡至那不勒斯，受到科隆纳家族的保护，也许就在那时他接受了美第奇家族的邀请重新绘制《朱迪斯砍下荷罗孚尼的头颅》。只不过卡拉瓦乔还是仅仅在几个月后就离开那不勒斯前往马耳他，这幅画也许就是他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匆匆绘制的草稿。”

埃德蒙教授想了一想，说，“卡拉瓦乔的画几乎没有赝品，看来只有进行年代测试了。那个时期也就只有他能画出这么具有冲击力的画面。”

埃德蒙教授转过身对徐易文说，“我们想要对这幅画和这些外包装做年代测试，不知道是否可以？”

徐易文皱了皱眉说，“会损坏吗？需要多长时间？”

埃德蒙教授摇摇头，“不会，主要是亚麻布和颜料的鉴定，外包装鉴别很简单，一共需要半小时就好了”

徐易文接着说，“盒子里边角应该还有些草木灰，我发现时填充在盒子里的，是用来防潮的。你们也可以鉴定一下年份。”

查普曼教授叫来几个工作人员分别在画作上取样，然后拿着样品和桌上的外包装到实验室里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