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下，功定社稷者，可超越等宜，第七女明昭公主，聪敏深识，惠贤忠孝，文可经邦，武能除暴，挺身临险，诛凶殄逆，救朕于难，赤诚之心，光昭日月，故礼应迈常仪，不以小节从人，宜于华州加实封五千户，进号护国公主，择吉日迁居东宫显德殿，朕不在京，可代行监国之职。”

“门下，突厥种落，不守信节，不明德义，不知廉耻，颉利可汗阿史那咄苾，自恃强盛，频负盟约，凶狡不息，屡犯边境，古人有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吾国光宅天下，朕欲以威德之怀，安民和众，时逢禾稼青黄，秋草渐长，为保黎庶生业，任护国明昭公主为关中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上柱国燕郡王李艺为副总管持节统领关中诸州军府，分命骁勇，明加侦候，以御丑虏。”

武德九年七月十五的大朝会上，皇帝李渊连续颁布的两道诏书，顿时引发朝野一片哗然。

古往今来，女子为将者，不乏其人，岭南圣母冼英、李曜的前身平阳公主即为典型代表。

但是，对于不知殷商妇好存在的唐朝人来说，明昭公主被皇帝任为兵马元帅，绝对是开创了一个历史先河。

当然，那些善于揣度圣意，熟悉皇帝行事作风的朝臣们虽然深受震动，却也觉得这种事情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自从登基称帝以后，李渊鉴于乱世人心离散，欲强宗室以镇天下，经常不遵循唐朝设立的官僚制度，将“宗室领兵”奉为一项基本国策。

所以，在统一中原的进程中，基本都是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赵郡王李孝恭等重要宗亲来挑大梁，其他诸如李靖、徐世勣、罗艺等名将很难获得名义上的首功。

而如今李建成、李元吉皆已身故，李世民身陷囹吾，李孝恭功高震主，正当壮年便被李渊早早闲置，纵观其他宗室，除了正在灵州独当一面的任城王李道宗，余者的统军本领皆远远不如疑似李三娘复生的明昭公主。

即便如此，明昭公主入住东宫并拥有监国资格以及担任行军大总管的消息，还是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和心理承受底线。

在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唐初时期，男尊女卑制度之森严，是生活在后世开明社会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除去平常生活中那些“男帅女，女从男”非强制性的琐碎规矩，男女之间的巨大差异，其实主要体现在法律层面上。

例如唐朝的婚姻法令规定，女子休夫或退婚，无论有无过错，都要先挨二十大板，又如继承制度，父亲若过世，未出阁的女子只能拥有父母提前备置的嫁妆，而寡妻妾只有无子，才可继承丈夫遗产，但若改嫁，一切财物都必须归还原夫家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总而言之，无论唐朝的社会风气多么开放，无论唐朝公主们多么天资聪颖和放荡不羁，仍然无法改变女子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尚无女子入朝为官的成功范例，反倒有一堆女子涉政的反面教材。

在李曜进封护国公主后的第二天，市井坊间就出现了一个仿自的歌舞戏，讲的是北齐权倾一时的女相陆令萱如何把朝野搞得怨声载道，以致最后国破家亡的故事，尤其是那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转眼间便传遍了整个长安，真不知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正当李曜顶着世人的非议搬入东宫之际，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合兵二十余万骑攻抵原州的战报突然急如星火地传到了长安。

为此，唐朝立刻召齐关中全境府兵，凑出十万人马，加上关中十二军的二十万之众，李渊犹觉战力不足，又从洛州大都督府治下的河洛诸州调来八万，使得参与此次防御战役的唐军总兵力最终达到三十八万。

大军出征这天，李渊带领满朝公卿为护国公主及其随行武将文官饯行。

行至长安西郊的昆明池，李渊对女儿李曜语重心长地说道“明昭，那些传言，为父都听说了，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一定要心无旁骛，若遇到困难，可与燕王、刘将军他们多多商议，切忌轻率行动，以身犯险，只要你能够平安率军击退颉利这匹野狼，那些好事者故意用来诋毁你名声的小伎俩，都将成为徒劳之举。”